孟京辉和廖一梅
孟京辉和廖一梅是夫妻关系，他们的合作真是天仙配啊！ 《恋爱的犀牛》是孟京辉、廖一梅夫妇首度合作的作品，一炮而红， 牛言 明明：电脑我会呀。 马路：那个人会吗？ 明明：他是艺术家，是引导人们思想的，当然另当别论。 夫妻互评 新京报：很多人认为你们的合作是最成功的模式，你们的功劳各占多少？ 孟京辉：从文学上来讲，廖一梅的贡献很明显，但是在舞台调度上面，她比较尊重我，应该说各占一半吧。 廖一梅：已经很难分辨了，是相辅相成一起生长的。这些作品表达的是我们共同的梦想。 「孟京辉」 希望能一直保持“狠劲儿” 这只“犀牛”带着福气 新京报：你的新剧场“蜂巢剧场”以《恋爱的犀牛》开幕，因为它是你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？ 孟京辉：不是。《恋爱的犀牛》排第一版时让我们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；第二版时是2003年，正好经历非典我自己情绪低落，其他作品市场也不好，这时“犀牛”拯救了我们，我觉得这只“犀牛”带着福气。 新京报：对于9年前创造的成就，你还能超越吗，有人觉得好像这么多年下来你做的东西越来越商业化。也有人认为你一如既往的“狠劲儿”始终没变。 孟京辉：至少我是在努力地尝试。我觉得除了勤奋，我比别人更爱玩命，我会不管不顾，不计后果，骨子里的那股爱谁谁的狠劲儿，这一点可能跟别人不一样。 最满意新马路和首版明明 新京报：你觉得四版演员里，谁最接近你最早对马路和明明的设想？ 孟京辉：这一版张念骅的马路和第一版吴越的明明。张念骅的马路比郭涛委屈，比段奕宏柔软，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他的特点，而且他的台词功夫也很好；至于明明，最早开始我就觉得明明应该是吴越那样的，很清纯，但是又含着好多东西。 新京报：这一版齐溪的明明和吴越也不一样，你觉得如何？ 孟京辉：选齐溪做这一版的明明，是因为她和男主角对比很强，齐溪比吴越在生活方面还硬，而且你会发现她的表演有种硬朗的东西。在这一版里马路是肯定搞不定明明了，一看这质感就知道。 以实验名义的模仿是财富 新京报：“犀牛”创造了一个没有明星主演的票房神话，其中很多舞台表现形式被后来的小剧场话剧借鉴，包括你后来的《琥珀》和《艳遇》，不少人认为有“犀牛”的影子。 孟京辉：怎样去定义实验戏剧呢？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实验的精神，实验的精神就是不能害怕失败，以实验的名义进行的后继者的所有模仿和承袭，都是戏剧的财富，是大家共同的财富，我觉得这太好了。 新京报：但是有些人说突破100场的“犀牛”和中国先锋话剧迎来的将是市场的春天或是先锋的末路。 孟京辉：我觉得先锋是一种态度。目前来讲我对我自己就说，你就弄实验吧，你玩得越狠越好，就连你孟京辉都不弄实验了，谁还有各种各样的资源？所以有一些票房损失，或者一些评论家的微词，慢慢的就算了，我从来也没怕过。 「廖一梅」 “犀牛”是不可复制的火焰 写“犀牛”是一次冒险 新京报：你说《恋爱的犀牛》是不可复制的年轻的火焰。很多人认为《恋爱的犀牛》是你第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作品，你怎么看？ 廖一梅：我不能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，但是它对我来说确实很特殊。它是一部完全任性的作品，我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想表达的愿望，这就和每个生命力最旺盛时的年轻人一样，而且也不设置答案。这就是它不可复制的原因。 新京报：没有顾及任何其他的东西。 廖一梅：是的，其实现在市面上的“犀牛”演出本是第二稿。在写“犀牛”第一稿的时候故事线索是很清楚的，情节也很复杂，写完之后我觉得如果这么写我就没有必要写话剧，于是我去掉了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，所以对我来说写“犀牛”是一次冒险。 明明绝不能有世俗气 新京报：9年前你为什么会选择犀牛这个载体呢？与尤内斯库的作品《犀牛》有关系吗？ 廖一梅：没有关系，只能说是选择了相同的意向。你看犀牛感觉能征服一切似的，但在这样一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，它是无力的，而且犀牛视力特别差，它什么也看不见，这是力量与无助坚持的很好的结合。 新京报：那么你觉得这四版演员中，哪个演员最符合你创作时的气质？ 廖一梅：我不会去想象一个具体的形象，但是，我对人物的气质有基本要求，比如我认定明明选择演员的标准就一个，身上绝对不能有世俗气，除此外她什么个性都无所谓。 从任性创作到理性嘲讽 新京报：你曾说你没预料到这部戏会这样广泛地流传，但是现在它的很多台词已经成为流行经典，票房也创纪录，当初你设想的任性和个性化实际已变成大众化的东西？ 廖一梅：我觉得去取悦别人只能得到轻视，你要跟别人真正地交流，真正地被理解，最好的办法应该是你真诚地，勇敢地，平等地面对观众。 新京报：9年后的犀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变得理性之后，还能写出当年那些感性的东西吗？ 廖一梅：挺紧张的，“犀牛”2004年后没有再演，我也没有再看过，前一阵子我出剧本集，要给“犀牛”校对，再次看后我跟孟京辉说：“写得真有劲儿，再也写不出来了。”但我现在的戏更多的是嘲讽和自嘲，因为现在状态稍稍平和，这是另一种成熟的力量。 10年的时光，摧枯拉朽。10年让孟京辉和廖一梅的儿子从混沌无知到读书认字；也让他们合作的另一个爱情结晶——《恋爱的犀牛》演出超过200场，创下话剧历史上的一项纪录。为了纪念这个漂亮的10年仗，孟京辉集结了《恋爱的犀牛》前后4个版本的阵容，带着他的其他3部戏，5月声势浩大地来到上海商城剧院演出，作为自己扎根上海戏剧谷的奠基石。 廖一梅的“胡来”创造出《恋爱的犀牛》 孟京辉在同乐坊的办公室还在装修，尘土飞扬，于是借了门对面现代戏剧谷的办公室做采访。 进房间前，他打量了一会儿对面贴着“孟京辉办公室装修中”黑色标语的水泥裸墙，嘿嘿笑说：“办公室要一直这样子，也挺不错”。 孟京辉就是这么一个爱跟所有人走不同路的人。不管10年前还是10年后，他都喜欢类似“先锋”、“愤青”、“胡来”的标签，坚持与大众划下一道记号分明的界线，偏偏他和妻子廖一梅合作的第一部先锋剧《恋爱的犀牛》经过10年时间，意外成为一部被大众年轻人热爱的爱情经典，从小剧场话剧走入成功商业运作典范。“做《恋爱的犀牛》时，我们没把它想成一个大众的戏。”孟京辉和廖一梅新婚回家，做编剧的妻子就关在房间里，借着爱情的疯劲儿完成《恋爱的犀牛》剧本，“我不能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，但是它很特殊。《犀牛》是一部完全任性的作品，我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想表达的愿望，这就和每个生命力最旺盛时的年轻人一样，而且也不设置答案。这就是它不可复制的原因。”廖一梅说。 孟京辉是她的第一个读者，也是最后一个。他当时立刻拍板把妻子的这个任性之作搬上舞台，无论《犀牛》的故事有多么支离破碎，语言有多么尖锐象形。“没钱，没地方，没演员，手头什么都没有。”孟京辉发挥他典型北京人做事情的方法，到朋友家一个一个敲门，最后，他用双肩包背回一袋子钱。“和老婆商量了，如果失败，她写一年电视剧本还钱。” 戏排出来，在北京当时著名的小剧场北兵马司胡同，发出第一声呐喊。 招来的当然是戏剧同行和权威机构的鄙夷和批评，还有唾沫星子。首先给孟京辉鼓励的反而是观众，“演着演着，大概到第40场的时候，观众席就爆满了，到后来小巷子里一路排着队到路口，都不知道哪儿来了这么多看话剧的人！2004年，《恋爱的犀牛》首次来上海，那是10月的夜里，某天我们演完，所有演职人员都不坐车，就在凉风里走回酒店，一路唱着歌，那种沉醉的感觉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 孟京辉的“胡来”让每个孩子自己决定命运 那个金风醉人的夜晚，让孟京辉记住了上海，和它最好的季节。之后，他几乎每年都要带着自己的戏来上海，《琥珀》、《艳遇》、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、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……最后他甚至把办公室都搬来了上海，看好本市的话剧市场，他的《恋爱的犀牛》和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已经演出到第四轮，还是持续票房爆满供不应求。 “如果你们说我‘胡来’，我就要拿我的《恋爱的犀牛》‘胡来’看看，到底一出戏它的生命力有多强，可以演多少场？”孟京辉对自己和廖一梅的这个“儿子”，显然得意非常，带着它出门都觉得有面子。 那么他其他的“胡来”成果呢？比如叫好不叫座的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 意外死亡》或者被批评“看不懂”的《镜花水月》？ “他们是我的另一些‘孩子’，我不能操纵这些‘孩子’的命运。有些戏，我排出来自己觉得很好很满意，但观众反应却不热烈；还有些戏，明明我觉得挺一般，观众却非常喜欢，每个‘孩子’都有自己的命运，让它们自己决定去吧。好的，能自己留下来；不太好的，会被新戏替代，自然淘汰。”孟京辉这个“父亲”所能做的，就是在剧院常演《恋爱的犀牛》和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这些他认为最能被观众接受的话剧，然后，用挣来的钱，继续培养他那些更先锋的点子和“孩子”。 对观众“胡来”别把观众想简单了 比如《爱比死更冷酷》。 这部新话剧中，孟京辉在舞台上用十几米高的玻璃幕墙把观众席与舞台分割开来，每位观众看演出前都会领到一只耳机，耳机中传来演员的台词、剧情解说和一些故意放大的动作声音等。不仅仅故事先锋，连看演出的过程，也像是一项行为艺术。 有多少人能接受这种艺术方式？有多少精明挑剔的上海观众愿意为这出戏埋单？孟京辉自己也没把握，尽管对这出戏他自己格外满意。“没得到老师认可？没关系。”孟京辉还是习惯性地挥挥他的大手，往椅背后面一倒，露出自己的虎牙，“不就是犯个错误吗？你看过成长中的小孩子吗？他要先犯点错误，然后一下子做出成绩，就会得到老师额外的称赞，我也一直这么认为，在艺术上，多犯点错误好，多犯错，说明我还没有被风格化，我还有创作的精神和意志，出现井喷状态。” 在这位40岁后还高举“先锋”大旗的商业化导演看来，连续不断的成功，才是一个话剧人最大的失败。“戏剧美学应该往前发展，我们不能再用上世纪80年代的审美观去度量观众，戏剧观众在进步，编剧和导演也不能再对观众‘胡来’，把观众想简单了。”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