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京辉:别把有才华的人逼疯了

    国家话剧院灯光昏暗的一楼排练室，我刚打了一个小盹儿，乍见孟京辉走来，还以为时光倒流至1999年。那时他正在忙活后来名动江湖的《恋爱的犀牛》，也是套着这么一件宽宽大大的连帽T恤和破破烂烂的牛仔裤，唯一不同的是胖了。

     采访的时候，他就像廖一梅在《我爱的男孩们都已老了》中所写：“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，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。” 她这位曾经是著名愤青的丈夫，如今“稳重、宽容，是受人尊敬的导演，被人称为老师，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”。只不过当他眼神倏地一亮、咧着嘴笑开时，依然像极了顽皮的捣蛋分子。不高兴了爱谁谁，忍不住了还是会抄起那些痛快词儿一通扫射：××、×××、××××！ 我们那时候 就是要打破传统话剧的束缚 1982年，孟京辉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(现为首都师范大学)中文系，开始了与话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。“都是文学青年。

    1979、1980级有一些大哥哥、大姐姐喜欢凑在一起演戏，我们刚进学校就跟着一起混。也没有什么剧本，自己编一些毕业、宿舍里的事儿，就在大食堂里演，挺过瘾的。” 那个时代要的就是打破传统话剧的束缚。“《雷雨》？太土了；《等待戈多》？也没那么洋。你要说一个国外的谁都没听说过的，一通乱侃，别人才会对你投去羡慕的目光。” 毕业后，21岁的孟京辉被分配到化工学校当语文老师，月工资150多元。国庆节，他左手提着5斤牛肉，右手拎着一捆带鱼，兜里揣着俩月工资，路过小卖部再来瓶“天府可乐”，那叫意气风发。

    可两年后他就辞掉这份优差去考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。 国内的实验先锋戏剧一度号称MM时代，指的就是牟森和孟京辉。当年牟森创办了“文革”后第一个民办剧团“蛙”剧团，尚在化工学校的孟京辉就“不务正业”追随了去，演一头质疑生命的意义，一不小心脑袋钻进了绞索、苦苦挣扎的犀牛。“通过演戏认识了很多朋友，报考前一年就在戏剧学院的宿舍里混了。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事儿，经常在戏剧学院的花园或者北大的操场上弹吉他唱歌，一点一点学表演玩得很开心，慢慢觉得就应该到这个学校来。” 中戏在东南，北大在西北，整一个大斜角。孟京辉当时经常从大郊亭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北大。一个激情沸腾的年轻人在八九十年代，骑着车，耳边呼呼地刮着北方特有的大风，脑子里的思考就像符号、热气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。“我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有渗透力的，对人生的未来空间是有刺激的，一定要想办法传播开去。但自己这些想法，谁能真正理解呢？这就需要一些有质量的朋友。” 志同道合者包括张扬、张一白、施润玖、蔡尚君，也有后来成为“革命伴侣”的廖一梅。在形成自己的表达之前，孟京辉最早从国外的戏剧入手，如《升降机》、《等待戈多》和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等。在那时，他的戏便表现出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潜质。 学弟史航说孟氏《等待戈多》是第一部让你想哭的荒诞剧。“不再是剧本朗诵或者与观众的僵持，这回是真的荒诞和真的深情。”

     老孟最早相中了操场上的煤堆，在他心目中，大概哪个演出场地都没有比这堆煤更能展现“荒诞和诗意的双重巅峰”。未遂，后改在规规矩矩的四楼礼堂。 公演前两天，廖一梅去场地打扫时，全体剧组成员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，累极而眠。原来孟京辉想制造“医院恐惧”的效果，嫌礼堂的墙壁太脏了，大伙儿居然熬了一夜把礼堂连窗户都粉刷了一遍。 孟京辉说，在当年，别人知道你是搞话剧的，目光里就透着怜悯：这孩子不缺胳膊不缺腿，怎么搞起话剧来了？可以想见，他们这拨人的理想也不会受到多少人的理解。孟京辉研究生毕业后一年内甚至没有工作。

     “那时候没什么事干，挺无聊的，烦着呢。到各处晃悠了一年，又去贵州帮人家做电视剧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觉得人生特别没有目的。回来后又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，继续在戏剧学院宿舍里混。我是戏剧学院小操场上球龄最长的人。从1987年一直踢到2003年。” 史航对“孟氏踢球”的风格印象深刻。“成天在操场里踢球，张罗着让所有人的跑动都更加积极。”“跑动要积极，老孟一辈子就是靠这句话撑着。”不过在孟京辉看来，他认为自己的最大特点是对形式感的追求比较强。“进球都要玩个倒勾，或者几个人巧妙配合，直接进没什么意思。”